金某于2008年死亡，配偶是甲，有二个儿子乙、丙，二个儿子均系未成年人，父母丁、戊健在。现金某在一公司遗留有股份，该公司股东为金某和配偶甲二人，其中金某持股比例为65%、甲的持股比例为35%，此外，金某还遗留有汽车二辆。父母丁、戊均自愿放弃继承。现在甲要与二个儿子乙、丙签订分割协议，约定金某持有的股份归二个儿子，二辆汽车全部归甲。请问：

1、因甲是乙、丙的法定监护人，甲是否可以作为乙、丙的代理人与甲自己签订这份遗产分割协议?

2、如果甲不能作为乙、丙的代理人与甲自己签订这份遗产分割协议，那么该由谁作为乙、丙的代理人签订这份遗产分割协议?

3、如果在协议中由其他人代表乙、丙签订这份协议，该代表人担心如果这份协议对乙、丙不利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一、理论与法条分析：1、依《物权法》第九十九、一百条之规定，共有物分割有协议分割与裁判分割;在协议人能协商一致前提下自可自由协商分割，当然，协商分割的前提是各共有人均有意思表示能力;否则只能通过裁判分割。

2、依《民法通则》、《合同法》、《继承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财产负有管理与保护义务，监护人处理被监护人财产须为被监护人利益，国家机关、社会、家庭均有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义务，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由其法定监护人代理或取得其同意。

3、因此，从中国法体系上来看，采取的是“结果归责”的严格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原则，即：从法律条文的表述上来看，“须为未成年人利益”很难理解为一种监护人的心理动机，很大程度上会让人们理解为一种结果。如果财产处理的结果是不利于未成年人的，除非不可抗力或意志以外的因素，都很容易被认为是“因为结果损害了未成年人利益，所以当初作出处理决定不是为了未成年人利益”。此种立法不利于社会交易，亦已为学者批评。

二、实务处理：1、在本案，甲一人作为被监护人与共有人双重身份签约，该双重身份之间的意思表示之间无法理清，且民法理论普遍认为，除非未成年人纯获利益(例如监护人赠与财产)，否则其监护人不能“自我缔约”，故不宜采取;如果直接由丁、戊签约，因甲之法定监护人存在，丁、戊无法直接作为监护人，该协议效力亦成疑问;

2，实践中有的省在《房屋登记办法》实施后要求对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房产的保证书进行公证，与本案不同：保证书是单方意思表示，以期取得获信于其他有监护资格人及登记机关的目的，及今后一旦监护人损害未成年人利益时作为“禁反言”之最有力证据;且公证处不对实体法律关系作出判断，该行为的效力(例如监护人凭保证书出卖未成年人房产)由交易的对方与房管部门或今后的法院判断，公证处风险较小。因此与本案“证明分割协议”法律意义与法律后果完全不同，不能简单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