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双规”与刑事强制措施属于不同性质的措施，前者是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违纪违法人员采取的一种纪律或行政措施，后者是由司法机关针对涉嫌犯罪的人员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涉嫌犯罪的人员向纪检监察机关的投案和如实供述等同于自首。要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的行为是否构成自首，不能拘泥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哪个机关投案或交代犯罪事实，关键要看这种投案和交代的行为是否符合自首的立法本意，并要与其进入司法程序和在司法机关的表现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否反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悔改之意，反映了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以及节省了司法机关的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否则，对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或交代问题的行为一概不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会选择不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或交代问题，而等进入司法程序后向司法机关交代，这就徒然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和降低了打击犯罪的效率。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的行为如果体现其悔改之意，能反映其人身危险性降低，能节省司法资源，并且其交代犯罪事实和自愿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的行为一直延续到司法机关的侦查、审判阶段，可以认定为自首。 但是，从司法实践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交代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必须要区分不同的情形： 1、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就投案的对象而言，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和国家的机关，向其投案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做法，等同于向司法机关投案；其次，向纪检监察机关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一般而言，纪检监察机关会将其本人和所涉嫌的犯罪事实移交有关司法机关，这种情形下，等同于向司法机关投案和供述，因为这符合自首制度中鼓励犯罪分子悔改和提高司法效率的立法原意。因此，这种情形应当认定为自首，但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向司法机关供述时，没有推翻其在纪检监察机关的交代，并且没有逃跑等行为，愿意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审判。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双规”期间，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了纪检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这种情形下，一般而言，纪检监察机关会将其本人和所交代的犯罪事实移交有关司法机关，这也反映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和提高了司法效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司法机关供述时，没有推翻其在纪检监察机关的交代，并且没有逃跑等行为，愿意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审判时，也应当认定为自首。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动被“双规”后，如实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的问题。这种情形下，比较难以认定，因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动归案后，向司法机关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只能认定为坦白，而不能认定为自首。但是，在这种情形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毕竟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双规”不能等同于刑事强制措施，纪检监察机关掌握了其犯罪事实还不能等同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了犯罪事实，而且其在纪检监察机关的交代还不能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其还有推翻的可能。因此，从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悔改和节省司法资源的角度，只要其在“双规”期间不逃跑，接受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并最终接受审判，可以视其为自动投案，其不推翻在纪检监察机关的交代，可以视其为“如实供述”，应当认定其行为是自首。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或被动被“双规”并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或在被“双规”期间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了纪检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但在“双规”期间或移送司法机关期间或在司法机关控制后逃跑的。这种情形下，反映其不愿真心接受处罚，人身危险仍然较大，而且也没有节省司法资源，因而不宜认定其先前的行为是自首。当然，如果其逃跑后又能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投案，并不推翻先前向纪检监察机关的交代，其行为仍然符合“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要件，可以认定是自首。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或被动被“双规”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或在“双规”期间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了纪检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但在移交司法机关后，推翻其先前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的事实。这种情形下，因为其先前的交代不是向司法机关的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徒然增加了司法的投入资源和反映其并不是真心悔改，因此，其先前交代的行为不能视为向司法机关“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即使其后来向司法机关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恢复了在纪检监察机关的交代，从提高司法效率的角度考虑，仍然不宜认定其行为是自首。